好易配资英国海军奠基人的六大卷日记，写了大火、革命和风流韵事

写日记有什么好处呢？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后人挖你的坟，讨伐你的人品，制作出一条条吸人眼球的推文吗？写日记的人们都在地下颤抖，特别是敬纸惜字的知识分子们，他们一笔一画写日记的时候，是想不到文字有一天会变成“数据”，表达和记录自己的事与思，有一天会变成清算自己的证据的。

想要通过塞缪尔·皮普斯（1633—1703）的日记来清算此人，是不难的。他骚扰女性成癖，不仅搞风流事，还把风流事都写下来，但其他的，对仆人的刻薄，在政治上采取的变色龙立场，在英国海军建设方面做出功绩，等等，他也记了下来。他的日记有六大卷，比16世纪著名的《蒙田随笔》的篇幅还要大许多。如果你只想“了解了解”，那一定会了解到那些证明他如何“渣”的内容，媒介会向你送来这类数据；但如果你读克莱尔·托马林的这部皮普斯传记，就是给自己一个成为一名“读者”，进而真正去了解人性的机会。

塞缪尔·皮普斯（1633—1703）英国国家肖像画廊/图

最“个人”的日记

一名读者理应认识到，皮普斯的日记不同一般。信息量巨大是第一特点，“事无巨细”都往里写。而且皮普斯很少“反思”，记事记人有“原始”痕迹，只发表书写时的感慨，而非写着写着就有意识地开始做一件著书立说式的事情。他是个伦敦男孩，26岁时起笔写日记，第一条是1660年1月1日，记下的核心内容是：伊丽莎白没有怀孕。

伊丽莎白是他的妻子，此时二人已婚5年。皮普斯自己出身很一般，但很有才华，上进心强，一番奋斗后进了剑桥大学，毕业后登入仕途。他的经历固然励志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其身心历程又是很具普遍性的。20岁时，“相思病和结石病，是他的两件大事”，22岁时他结婚，相思病算是暂时治愈了，但拈花惹草的劲头也起来了，一直伴随着他的婚姻全程，在他妻子早逝后更成为顽习。

对于皮普斯为什么开始写日记，作者托马林有一段分析：

“像其他许多人一样，皮普斯一开始只是想写东西，却不知道要写什么，而日记可能是找到写作素材的方式……”

首先，他有能力，接受过速记训练，并像全欧洲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一样掌握拉丁语，写作是一件“顺手”的事；其次，他有熏陶，读过当时能读到的诸多他人的日记；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工作、生活和对世事的体会中，意识到自己如果开始写，会与前人都不一样。至于怎么个不一样法，他可能并不清楚。

然而站在一位生在20世纪的读者的角度（本书作者托马林生于1933年），皮普斯的特色很突出：在他之前的日记作者，书写都有特定的目的，比如说一次旅行，要写下每一天的事情，又比如说一位宗教修行者（那本身也是一次精神长旅），要记下自己精神世界的变化。皮普斯的上级、同事、朋友里也有写日记的，但他们所写的或以公事为主，或以内心的追索为主，下笔自带郑重。而皮普斯并非如此。托马林准确地写道：

“准备写日记是他给了自己一项任务，他的性情和受到的训练意味着他会认真地对待它。当他从结石手术活下来时，他被命运选中的想法又受到了鼓舞，即使他不知道可能会取得什么成就……”

不得不说这番话的真理含量太高了！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不知道自己会取得什么成就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，才是真正的成就吗？难道我们如今还不懂得那些内心纯粹的举动有多么宝贵？我们处在一个模仿成癖、山寨成风的时代，任何一个具有原创性的“作品”一旦取得了公众关注度，马上就有一群人来“拆解”，谋求快速制造出仿品，或者同类的东西，不管多么粗劣、“低配”都一时倾巢而出，以追求同等显赫的注意力。而托马林以一种谦虚却通达的口吻，用一个精妙的否定假设句指出，皮普斯的日记不以任何现有的日记为模仿对象：

“如果没有对自身的兴趣，他的日记很难动笔成形。”

“吾自绝伦”这一书名就是由此而来的。你须知道，The Unequalled Self一词出自19世纪的英国优秀作家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之口，史蒂文森也读过皮普斯日记。“吾自绝伦”的含义并不只在于骄傲，更有托马林强调的那种“对自身的兴趣”。这需要一种呆劲儿，往肯定里讲，需要一种如孩童一般的、对此刻不管不顾的投入，因此越读此书，越觉得书名里的“吾”字的翻译何其传神。

对自身的兴趣

弗洛伊德讲过，人内心的孩童会不断扩张欲望的边界，然而人进入社会后建立的“社会自我”会遏制它，与之发生往往是悲剧性的冲突。弗洛伊德鄙夷社会自我。而日记里的皮普斯，呈现为一个没有被社会自我压抑的社会人的样子，用托马林的说法，皮普斯日记完全是“凡俗”的：工作、野心、贪婪、各种形式的世俗享乐、嫉妒、友谊、八卦、欺骗和背信弃义，“此外没有其他”；如果说更具体一点，日记记录了生活的各个方面：他的约会、财务状况、商业交易、与国王的对话（以及对王后的色情幻想）、宿醉、排便、勾引、猥亵（当然这个词语应该更具体一些）、心里产生的恐惧和希望、想象，以及与妻子频繁的争吵。

实际上，“坦率”“凡俗”等语只能说是“接近”这部日记的读感，它的好处很难一言以蔽之。在通过这本传记体会皮普斯日记本身的过程中，我无数次想到一个对应物：《安妮日记》。荷兰少女安妮·弗兰克的这一组日记，同样坦率、凡俗，讲同学，讲邻居，讲和男生相处的内心悸动，说不出哪里好，但就不是一个想要仿写的人能够仿写出来的。

如同安妮·弗兰克一样，皮普斯也是亲历了大事的人。安妮在日记结束后死于被后人统称为“纳粹大屠杀”的那件大事，皮普斯则是经历了一个有趣而险恶的时代——英国内战、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上台和死去、1688年光荣革命——他还作为学生目睹了查理一世被处决，后来还曾因涉嫌叛国而被短暂监禁。但是和安妮一样，他们在写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自己亲历大事，或只是隐约有所感觉。他们写作的首要动机，都是“对自身有兴趣”，这种兴趣也奠定了日记首要的价值。

因此，托马林的传记也并没有只是从“史料价值”的角度去写，更没有沉溺于皮普斯和他同时代人之间的往来掌故，相反，皮普斯其人性情的流露最获得她的青睐。17世纪的写作最看重机智，看重文字修饰，皮普斯略有一些构思，比如查理二世的加冕礼，皮普斯讲了自己喝了个大醉，昏沉睡去，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自己亲自吐出的一地呕吐物之中。他也写了大火，写了瘟疫，不乏精心的、有些文采的段落，可是典型的皮普斯日记是一笔记叙：早起上班，下班，和某某大臣见面，去某某勋爵家里，和某某爵士的女儿相遇，与某某先生交谈，心情大多是“很愉快”之类，一天结束后，他通常不忘用一句“然后上床睡觉”收尾——这些在托马林的眼里是最性情的。

他和自己的妻子及其他女人之间的“动作”，读起来像出自一个荷尔蒙旺盛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人之手，在写的时候，此人多少还有点发烧晕乎（否则他不会下笔）。在第十九章“意外与混乱”中，托马林说到皮普斯记录下的风流韵事中唯一具有“浪漫和悲剧色彩”的一件，那是一个父母早逝的17岁女孩黛布，受过良好教育后，被送到皮普斯家，给他妻子当女伴。他对女孩的上下其手，到底被妻子发现了，对这段三角关系的记述，对夫妻间愤怒和嫉妒的描述，托马林感叹说：“据我所知没有哪个能与之相比。”

“皮普斯受到几种情感的揪扯，首先是对他妻子的同情，他承认自己伤害了她；其次是对黛布也感到同情与悲痛，他也伤害了她；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深切同情。总体而言，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这种事通常如此。”

可以想见，皮普斯翔实的性侵记录给了一个读者以鄙视他的充分理由，而托马林首先感谢他的翔实。这需要阅历，需要对人情世故的宽厚理解，也需要一种不大惊小怪的自制。

卓越的观察者

当然，对自身的兴趣并没有导向自恋。皮普斯同样是一位卓越的观察者，只是他的观察，不是如在我们的东亚文化中那样，总会趋向人与人的勾心斗角。他注意到的细节常常是分心的，是率性的，像是国王的船起航时一条狗在拉屎之类。1666年9月初的伦敦大火，是伦敦历史上的最大惨事之一，皮普斯亲历了，他雇船在河里巡行，看到人们如何逃难。他作为亲历者的记录，以今日的标准，仍可谓是教科书式的，每个想要学习新闻特写、纪实写作的人，都应该好好读读托马林转述的这一段观察。

“……河岸边的人们正把他们的家当拿出来，扔进驳船里甚至水里。他注意到有些人非常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，拖到最后一刻才走，鸽子也是一样，它们不愿远离巢穴，在熟悉的栖息地盘旋，直到有些翅膀被烧伤，掉了下来。”

皮普斯径直前往教堂，国王正在祈祷室内，他是第一个报告火情并且提出建议（建议国王和公爵下令炸毁房屋）的人，但是对于后世而言，他的最大贡献是记下了火灾里的种种情况。火逐屋吞噬，市长忙着拆屋，累到“像个失去勇气的女人一样”喊着上帝的名字；火蔓延到伦敦桥上，成了拱弧形；火伴着风势，又被储存在地窖里的煤油和硫磺助燃。火到之处的种种景象，都在皮普斯笔下，他间或插一句“看到这一幕我哭了”。

好的新闻写作不会让人感到“选择性”。好的新闻写作，内容不仅可信，而且让人相信那是最重要的内容，是会使得整个事件获得一定的意义的内容。1666年，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尚未出现，皮普斯的写作直接、不加修饰，让人凭直觉就能感受到这是事件的真实版本，是对当时生活真实面貌的真实感受。

能和国王随意开玩笑的“大人物”

皮普斯之所以能跻身政府要员，靠的是一位富有的亲属蒙塔古（后来的桑威奇伯爵）的帮助。皮普斯在克伦威尔当政时获得了一份书记员的工作。克伦威尔去世后，残余议会分崩离析，皮普斯效仿蒙塔古，与流亡的查理二世联系，迅速转投保皇派行列，然后靠着伯爵的争取，幸运地进入海军委员会。海军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产业，皮普斯作为一个工作狂，精力充沛，效率惊人，他把工作作为生活的第一要务，在日记里写了无数早起、加班、半夜赶回办公室的事情。勤奋地工作给他换来了巨大的收益，他薪水优厚，还有一所豪宅，聚起了万贯家产。

在现有的皮普斯肖像里，他戴的那顶假发，可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。他请了工匠修饰自己的家，请了舞蹈教师教他跳舞——此人与他续弦的新妻调情，招来他的嫉妒和诅咒……他的日记一直写到了1669年，因为担心眼疾加重，不得不停下。日记积累了那么多卷，而那时他不过36岁。

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刻，他欣然以伦敦最重要的人自许，与国王熟悉到了可以随意玩笑的程度，他滔滔不绝的口才都在日记里体现出来。虽然说，我们对“大人物”理应持一些警觉，对“历史总是围绕大人物书写”这回事，应该有些烦腻，但在打开皮普斯的日记伊始，就像在打开他的这部传记伊始，人都不会拿他当什么大人物。因为他的崛起，他的从小到“大”，完全有赖于他的日记和随着他的日记所展现的人生。反复玩味“吾自绝伦”一语，就能体会到，那不表示成功人士的事后矜持，而表示持续书写所积成的心中笃定。

在放弃日记后，他曾两次打算重新开始，但都发现失去了之前的活力。托马林说“他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了”，因此日记里也缺乏了一些本质的东西。还有一个谜，就在于这位风流成性的大人物没有留下儿女，这可能和他早年做过的一次肾结石手术有关。他在寿命将止时曾考虑过销毁日记，但最后没有执行。这个决定真的使人称幸：应当为克莱尔·托马林感到幸运，应当为英国和英国文学感到幸运，也应当为愿意领受读者之福的人们感到幸运。